欧洲还有能力自主吗？上证速配
欧洲寻求战略自主，这在冷战开始、冷战结束、21世纪初、美国2008年危机发生、特朗普第一任任期、特朗普第二任任期等不同时期开始后，被不断提出，并经常在欧洲兴起大讨论。
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任期2025年年初开启以后，先后在俄乌战争、关税谈判、欧洲移民政策等多方面问题上对欧洲施压，在北约框架内要求欧洲国家担负更高的防务支出，并承担援乌支出甚至派兵责任。在贸易谈判中，特朗普将欧洲矮化为类似于其他大洲的小国那样的欺凌对象，提出了非常苛刻的交易要求。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欧洲国家无论是中间偏左、左翼的政治团体，还是偏右、右翼的团体，都在思考欧洲战略自主如何可能。
虽然如此，欧洲战略自主确如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员青年副研究员严少华在其所著的《欧洲战略自主：从迷思走向》中所提到的那样，不仅关乎欧洲未来命运，而且因为欧洲的经济体量、文化和科学实力以及政治软实力，其实现程度仍然牵动全球格局演变。
特朗普加速推进欧洲安全和防务自主？上证速配
这本书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基于历史梳理和理论视角，追溯自主思想在欧洲一体化历史中的萌芽与发展，分析不同理论视角如何为理解欧洲战略自主提供有益的分析框架，并聚焦法国、德国、波兰等代表性的欧洲国家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实践，探讨多元视角如何共同塑造以及制约欧洲战略自主的进程和走向。书作者还重点分析了美国看待、对待欧洲战略自主。
第二部分则从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贸易政策、技术产业政策、能源政策等方面具体讨论了当前取得的进展、践行的理念、面临的挑战和未来前景。比如在防务政策方面，巴尔干内战就凸显了欧洲应对地缘冲突政治危机能力不足，以及对于美国和北约过度依赖之弊。这种情况下，法国、德国甚至英国都认同推动欧洲自主防务能力，但新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则主要希望通过让渡部分权益的方式，来争取美国继续主导欧洲防卫，所以对于相关议程采取杯葛牵制的态度。
真正动摇欧洲防务自信，迫使欧洲国家加大军事预算的当然是特朗普。特朗普在第一任任期内就反复强调欧洲国家需要提高军事预算，而在第二任任期内更是一度“任性”地撤掉了援乌军事支持，后来同意继续援乌，但需要欧洲买单，并勒令欧洲国家必须将军事开销提高到GDP的5%，对于消极响应的西班牙等国不惜公开敲打。
欧洲提高防务能力，这似乎有相当意义上的益处。比如，确实能增强防卫能力，打消欧盟边界以外对手的觊觎，抑制欧盟内部国家间掀起军事冲突的可能。但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深陷福利国家负担、财政压力巨大的欧洲国家能否兑现对特朗普的那番承诺，就构成问题，而且，欧洲目前而言并不具备较为完整的军事工业体系，尤其是尖端武器和弹药消耗都依赖美国——特朗普事实上不仅要求欧洲提高防务能力和支出，而且要求欧洲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这正是“美国优先”、欧洲负责自己防卫政策的真实意涵。
不仅如此，欧洲的战略自主，具体到安全和防务政策方面，如果不能自己指挥、自己行动，而是在武器的部署和调度，以及防卫和进攻等军事行动中都听命于他国，这显然不能成立。而且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除了法国、德国等国在欧洲防务政策上较为积极外，欧洲其他很多国家因为财力匮乏，持非常消极的态度。
推崇对话协商的欧洲战略文化走向破产
书作者认为，欧洲战略自主很大程度上引入了法国的戴高乐主义。戴高乐主义是在二战中，法国向德国投降，战后也快速失去了战前的支配性大国地位背景下提出和丰富的，尤其是强调法国要在美苏争霸的背景下，尽可能做到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保持独立，捍卫法国的民族独立，拒绝屈从于美国、北约以及其他超国家欧洲机构。
戴高乐坚持建立独立于美国的法国主导的核威慑力量，还曾退出北约一体化军事指挥部，并且强调欧洲一体化应该是政府间合作而不是联邦制，确保主权国家保留自主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共体升级为欧盟后，正是因为成员国让渡的权力有限，保留的自主权较多，因而导致了欧盟的决策执行效率极其缓慢，在防务、贸易、技术产业政策等多方面政策上反应迟缓。
书作者指出，德国统一前，联邦德国也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以独立姿态与苏联以及东欧国家接触，主动放弃对抗姿态，被称为“新东方政策”的这一系列做法使得德国探索出战略自主的道路，并因此强化了与俄罗斯在内的部分东欧国家的谅解合作。
在以理论视角探讨欧洲战略自主时，书作者专门谈到了战略文化理论，也就是支撑欧洲一体化、欧洲战略自主的文化理论体系，区别于美苏，也相当意义上改善了欧洲国家与世界其他大洲中小国家之间的关系。欧洲战略文化体现了几个特点：重视多边合作与外交解决，倾向于通过外交、法律和多边机制解决争端，“这种倾向部分源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历史”；谨慎使用军事力量，尽量避免大规模战略，主张有限、受控的军事干预和危机管理；注重内部协调和制度化治理；混合使用软实力和硬实力。
这一战略文化曾在二战战后几十年来得到了良好应用和强化，但随着俄乌战争的爆发，北欧国家放弃长期军事中立申请加入北约，而较多欧洲国家抱团增加防务开支，法德等传统上主张对话的国家被迫承认与俄处于对抗关系，“制裁与军事援助取代经济依存成为对俄政策主轴”，所谓的欧洲和平基金也改造成为了援乌基金，突破了欧盟“不直接提供致命武器”的传统禁忌。
换言之，欧洲推崇对话、协商以争取和平的战略文化，因而不得不让步于更为紧迫的战略安全需要。欧洲战略自主中的“自主”，也就被迫走向了一个难以自洽的话语困境，也就是这种自主的建立，必须依托于对于美国形成更强的依赖而实现，而美国在对俄政策上的任何摇摆，又会半强迫式地要求欧洲跟随和服从，这意味着已经不再构成自主的基本基础了。
这本书的一大亮点就是以波兰为例，探讨了这样一类融入欧洲整体秩序时间较短，但对于传统战略文化、战略规则以及融合前景保持谨慎怀疑的国家的考量。如书作者所提及的那样，波兰尤其强调欧盟的强大地位，不能遮蔽和替代北约的作用，不能取代跨大西洋关系也就是美欧关系具体而言即美国主导地位，但同时又强调欧盟必须尊重各成员国的文化、政治、经济特性。
这种表态与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参与构建欧洲共同体时间较长的国家的政界各派别人士的判断是显然相悖的。
当然，这种考量的主要原因在于，波兰等东欧部分国家显然认为，欧盟并不足以阻挡俄罗斯，也就是消除波兰等国认为对自己存在最大威胁的国家带来的压力，“任何可能削弱北约作用、导致美国减少对欧洲安全承诺的‘战略自主’构想，都会引发波兰的高度警惕”。
在特朗普的压力下上证速配，波兰被迫提高防务自主，以及参与欧洲整体防卫的相关框架的义务承担，但仍然经常表达有别于法德西意所不同的立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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